因此，我们希望构建当代中国法学话语体系成为法学界的共同任务。
(24)不过，法官在裁判中并未把人权法作为主要的判决依据，因此一般不认为该案是人权转向的成功代表。二、人权在气候变化诉讼中的策略性使用(一)谁的权利？何种权利？当气候变化诉讼的原告从人权角度提出自己的主张时，他们并不会只主张某个确定人群的某一项权利受到侵犯。
爱尔兰最高法院便宣布，虽然政府现在的减排方案不足以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但是该方案仅仅是整个拼图中的一块，从而拒绝认为该方案本身构成对人权的侵犯。之所以气候变化应对的法律与政策制定如此缓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型排放企业通过游说、媒体公关甚至贿赂等方式让气候变化否定论获得了本不应有的传播效果。(97)与此同时，当一个国家的司法机关已经独立到了根本无法影响政府决策和政策落实的时候，法院如何判决可能就真的会被边缘化到无足轻重的地位。司法机关存在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为人民提供对立法者和政府的决策提出异议的机会。气候变化案件就像信号灯，告诉我们这一发展方向。
在早期案件中，法院试图把温室气体解释为一种污染物，从而在既有的环境法框架中实现气候治理。四、人权进路的限制因素目前，虽然以人权为基础的气候变化诉讼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出现，颇为振奋人心，但是如果冷静下来做一下简单的梳理，不难发现其实目前真正取得胜诉结果的案件并不多。实质法治观念的支持者会这样认为：如果法治必然要求法律具备指引人们行动的能力，那么仅仅满足一些形式条件是不够的，因为表明法律将被视为一种合适的行动理由，而任何合适的行动理由本身必然蕴含着好/善(goodness)的属性，否则它就不是真正的行动理由。
[10]因此，至少在字面意义上，法律的统治就等于法律体系的统治。[32]显然，由于个人权利、尊严权和/或正义、以及社会福祉是相当不同的实质价值，所以实质法治论者之间仍然存在激烈的理论辩论：他们都认为对方错误地理解了法治所拥有的道德重要性，而只有自己所认同的那个道德善才是唯一的选择。参见前注[47]， John Rawls书，第235～243页。当然，法治的确必然以法律的存在为条件，不存在法律根本就无从谈起法治、更不用说法治的可能性了。
于是，现在面对的问题是：为什么有法体系不等于有法治？这是因为，存在着法体系的门槛条件(threshold)与法体系的优越形态的两分。也就是说，一旦缺乏对法律内容实质的道德要求，既无法阻止法治被滥用，也无法防止法治被用来服务于错误的目标。
显然，无论是法治被滥用、还是法治被用于服务错误的目标，都来源于形式法治观念所必然蕴含的道德中立的主张。反过来讲，如果法治无法实现这些价值，那么也就不存在真正的法治了。但是，关键之处仍然在于，还需要附加其他类型的条件从而使得法律具备指引行动的能力吗？实质法治观念的支持者认为，还需要对法律的内容附加某种类型的实质要求。另一方面，人们的确可以像鲁滨逊一样脱离所有法体系和法实践的拘束，但是鲁滨逊对于文明社会的强烈渴望表明，这样的做法非但不能持久、更是不现实的，他仍有理由加入特定法体系和法实践中。
[9]Joseph Raz, The Concept of Legal System, 2nd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1.[10]这一点，也能帮助我们区分真正意义的法与比喻意义的法。参见前注[18]， Andrei Marmor书，第4～6页。因此，在这种极端情形中，实质法治要么蜕化为形式法治、要么就堕落为法治的对立物，所以最终的结论只能是：实质法治观念必然错误。当然，这并不是说，法治与人民的生活不产生关联，因为政府如何统治与人民如何生活，就像硬币的两面一样互为表里。
但基于接下来将要谈到的理由，它所真正要求的反而是一种并不必然承诺特定价值的形式法治观念。那么，法治必然承诺特定价值的主张正确吗？形式法治观念因此必然失败吗？这就是我所要着力回答的问题。
因此，具备指引行动的能力本身，除了要求法律必须满足一些形式化的条件，同时还会要求法律的内容必须满足好/善的要求，至于哪种好/善是适当的姑且不论，但法治就是一种善法之治的主张至少获得确立。虽然实质法治论者存在这样的分歧，但是他们都认为形式法治论者对法律的内容保持道德中立的态度，将会产生巨大的道德风险，进而将会损害到法治作为一种理想的地位。
[43]然而，无论是形式法治观念所提出的那些形式条件，还是实质法治观念主张对法律的内容做实质的限制，由于都蕴含着专断权力的空间，所以它们都无法满足可课责性的要求，只有附加忠诚(fidelity)这个条件，才能真正的实现对专断权力的限制，所以法治的核心就在于忠诚。当法治被用于服务错误的目标时，政府其实并不会滥用自己的权力，这些目标会对何种是最佳的权力运用方式有所限制或要求，因为与这些目标匹配的权力运用方式是有限的。所以，政府可以用自己最想要的方式来行使他们手中的权力，于是以服从法律的方式来实施统治就成为一句空话。用一句话来总结：由于这些形式法治反对者的主张，都会以某种方式贬损法治的重要性，所以它们必然是错误的。我将从最后一个表述入手，因为它的含义将决定前两个主张的含义。其三，法治与秩序良好的社群之间是相互促进的，任何一方取得进展都会促进另外一方的完善。
然而，这个被普遍接受的狭义表述，仍然存在一些严重的困难：其一，将法治限定为政府应当受法律的统治并服从它，显然蕴含着政府的权力(公权力)应当受到严格限制的主张，所以限制公权力经常被视为法治的重点之所在。这个争论可以被进一步分解为如下两个重要的疑问：其一，为什么要选择以上这些条件、而不是其他的那些条件，来定义好的法体系？或者这样说，我们对于某事物x存在着认知上的共识，但是对于好x难道不是因人而异的吗？例如，我们都接受理性的生物作为人的定义条件，但是好人的条件却缺乏足够的共识，谦虚守礼、助人为乐、谈吐文雅、衣着整洁都是可能的备选项。
依照这个逻辑，政府即使制定了再完善的法律并严格依照该法律来实施统治，这种形态也不能被叫做法治。（一）善法与法治的冗余对于第一节最后所提出的两个问题，实质法治观念通常是这样来回答的：其一，法治所拥有的好是且只能是某种道德善(moral good)，否则就无法说明法治为何拥有一种作为理想的地位。
必须注意，一旦将富勒关于法律体系优越性的讨论附加进来，那么法律本身存在的缺陷将会因此大为减低。另一方面，它也只能避免因法律自身所引发的那种邪恶(evil)。
如果事实上无法逃避法律的拘束，那么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实际上是：倘若我们必须得身处特定法律的笼罩之下，那么这套法律必须具备什么样的特点，才会使得人们有初步理由(应当)[26]遵守法律并受法律的统治。因此，法治的概念和法律的概念并不是同一个问题，那些试图将二者联系起来一并处理的做法[14]就存在严重的缺陷。[15]虽然理论家基于各自的主张，对富勒的这八项内容给出了不同的修正方案。之所以说这只是初步理由，是因为这些理由存在被推翻的可能性。
这是因为，一方面是出于论证策略经济性的考虑，由于形式法治的观念是其中立场最强的主张，只要驳倒了它，其他两种情形自然就是错误的。③社会福祉(Social Welfare)：实质平等、福祉、社群保存等。
[58]尤其是后一个方面，将会有效地反击实质法治关于无法限制法治被滥用(限制政府专断权力)的批评，因为对预期的保护必定反向限制了政府恣意决定的范围因此，如果法治就是限制专断的权力，那么可课责性(accountability)就必然在法治观念中扮演着核心角色。
第四，法治的反面是什么？法治之所以值得追求，是因为它的反面是错误的，实质法治观念虽然以法治为名，但是它却在某种程度上包括了法治的反面的某些内容。[8]所以，法律只是法治的必要条件而已，有法律(的存在)并不必然意味着有法治(的存在)。
这种情形相当于说，政府在背离法律形式要求的情形下直接追求某种善，而一旦缺乏形式条件所必然蕴含的保护预期的效果，就相当于在破坏预期的基础上来追求善，这对任何种类的善来说都将是毁灭性的，因为稳定的预期是追求所有种类善的先决条件。[59]See John Finnis, Natural Law and Natural Righ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0， pp.148～149.[60]参见前注[18]， Andrei Marmor文，第4～6页。其中，形式法治论者认为，即使富勒的这些条件仍有遗漏，但所增加的仍然只能是同类的形式化的条件。那么，这些条件具体是什么？这正是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之间的核心争论点。
而实质法治论者却认为，除了这些形式条件以外，还必须附加其他一些实质化的条件。这种看法的错误之处在于：如果承认体系性是法律的基本属性，那么有法律就等于有法体系，任何不属于法体系的单个规范都不具备是一条法律的地位。
一旦法律具备这样的能力，那么就意味着一切与法律有关的主体(包括政府和政府治下的人们)，受到同样一套公共标准的拘束。关键的问题是：无论是反法治的情形中政府基于某种原因的自我选择、还是非法治中被法律所固定下来的自我拘束，政府在事实上采取良善的方式来进行统治，那么这种情形还错误吗？当然。
（二）法治与秩序良好的社群(well-ordered community)[40]必须注意，刚才的反驳所针对的只是法治被用于服务错误的目标这个批评，并没有涉及法治被滥用的部分。然而，这个被普遍接受的狭义表述，仍然存在一些严重的困难：其一，将法治限定为政府应当受法律的统治并服从它，显然蕴含着政府的权力(公权力)应当受到严格限制的主张，所以限制公权力经常被视为法治的重点之所在。
